张家骅（1915.4.11-2010.1.20），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放射性同位素应用领域创始人之一。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第四任所长、名誉所长。领导开展同位素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同位素仪表的研制。长期致力于钍基核燃料循环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和钍基核燃料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张家骅学长离开我们十五年了，当我展开纸笔准备撰写回顾他一生的怀念文章时，思之再三，觉得用“忠诚”两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把自己的才华、毕生的心血投入到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写下俯仰无愧的人生篇章。

张家骅先生1949年1月赴美留学，1952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后，立即购买了返国的船票。不想，突然接到美国移民局禁止出境的通知，如果擅自离开，会被课以五千美元罚金和处以五年以下监禁。在阻拦离开的同时，美国政府还以就业、永久居留和入籍等方式挽留。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多次找到他，先是指责他是共产党，继而又承诺说，如果同意回到中国后为他们工作，就马上可以回去。但所有这一切都不为张家骅所动，他联合其他要求回国的留学生，联名写公开信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申诉，美国各大媒体及英国《卫报》等迅速作出反应，在中美两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经中国政府出面交涉，以及许多美国友好人士和国际舆论的积极声援和帮助，美国政府终于同意了他们离境。

张家骅心地纯真、赤诚待人，回国之后，他把争取回国的过程，包括美国情报机构多次威逼利诱，都一五一十地向领导如实汇报。不料，在当时国际形势和“宁左勿右”思潮的影响下，引起有关部门的怀疑和戒备，在无法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排除“敌特”嫌疑，因而被长期“内控”，不受重用。

面对这意外的遭遇，张家骅平静通达，顾全大局，豁然处之。他在美国研修的是当时最尖端的原子能科学技术，回国后被安排在研究所从事同位素及核辐射的研究和应用。这是一门应用范围很广的崭新学科，当时在中国尚属空白。考虑到自己的处境，他以国家为重，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培养人才上。

从1957年开始，由他策划和讲课，先后办了七期“同位素应用训练班”。后来，根据实际需要又开办了四期“核仪器使用和维修训练班”。两个班的学员来自全国的农、工、医等诸多领域，总人数超过千人。这一举措为中国核技术应用事业培养了重要的中坚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中，张家骅不可避免地被诬为“美国特务”，受到严重冲击。“四人帮”垮台后，他终于得到重用，先后担任了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

1978年，他创办了学术期刊《核技术》并首任主编，又筹备成立了上海市原子核科学技术学会，连任三届理事长后，又被推为名誉理事长。他组织编写的《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知识》一直是中国同位素应用工作者的范本，沿用至今仍然很有参考价值。张家骅先生堪称中国核技术应用领域“开山始祖”之一。

在他担任上海核学会和研究所领导期间，严以律己，奉公守法，从来没有为自己拉过各种关系，谋过任何私利。他当时还住在与他人合用一个客厅的老房子里，那还是回国初期，科学院分配给他的。他也从不安排自己的学生或亲信进入各级领导层，体现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胸襟和美德。

一个爱国者的报国情怀，可以通过响应祖国的召唤，排除种种艰难毅然回国来表达，也可以通过深思熟虑选择的研究课题来达到。出于名利的实际考虑，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大都选择“出成果快、出论文多”的研究课题，而先生却给自己选择了一项“钍基核燃料循环”的研究课题。这是一项长远的基础硏究，需要几代人的默默奋斗和努力，可先生不计名利，十多年来孜孜不倦于这项研究，凭着爱国的热情和敏锐的科学眼光在坚持，这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的，现在恐怕没几个人有这个胆识和勇气。

年逾九十之后，张家骅先生身体愈益衰弱，再加上高度近视，但他不顾研究所领导的一再劝阻，坚持每周搭乘研究所公共班车赴所一天，去关心和指导他晚年投入很多心血的这项研究。一年春节，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沈红光偕同市欧美同学会领导等人去他家探望和慰问时，他仍念念不忘工作，希望市领导多多关心和重视核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

先生逝世后不久，能源短缺引起全世界的重视，中国更是随时可能爆发能源危机，先生超前几十年的预见得到证实。令人欣慰的是，他的愿望及理想正由他的学生们一点点地实现，先生在天之灵应该可以含笑瞑目了。

1992年，中国著名老科学家赵忠尧先生的九十大寿，在北京举行了高规格的庆寿活动，周光召、朱光亚、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都应邀出席并讲话。张先生作为赵老先生早年的学生和后来的同事，也是被邀上台发言的嘉宾之一。尽管会议秘书处早已为他安排好宾馆房间，为了替公家节省，他坚持住在北京女儿家。

他待人诚恳，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不搞个人小圈子。当年的访欧代表团是由中国科学院内外五个单位的人员组成，我既是和他来自同一单位，许多杂事又都是我替他揽下的，可在出访过程中仅有的两次“当众批评”，却都是冲我而发。

一次是因为我吃不惯欧洲的奶酪，为避免浪费，我原封不动地让侍者端了回去，他认为是对主人的不敬；另一次是因为我清晨独自到旅馆外的广场上散步，违反了当时“外出必须二人以上同行”的外事纪律。我当时年轻气盛，对批评颇不以为然，但我还是默默地接受了，因为这正反映了先生品德的纯净和心胸的坦荡，所以我丝毫不介意先生的批评。

先生的日常生活和他的人品一样朴实，他的子女多，开销大，夫人长年有病、一直没有工作，他宁可自己节衣缩食，绝少向人透露真情。1995年，夫人病故，为了感谢和纪念夫人对自己学业、工作的支持和付出，他以夫人陈云岚的名义，每年向自己当年就读的福州英华中学捐款一万元，作为奖学金帮助那些品学兼优、家境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直到他去世。

先生一贯谦逊低调、潜心研究、淡泊名利，以自己的学识贡献和感人品格赢得同事和学生的尊敬。在他九十岁寿辰之际，他的学生、同事和研究所领导一致决定隆重庆祝一下，结果遭到了他坚定的拒绝，他说：“我目前唯一的希望是安安静静地做一些工作，平平静静地安度余年，我不希望兴师动众花费大家的时间和金钱，届时只要寄一张贺卡给我，就很心满意足了。”这个回答并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符合他一贯追求淡泊、宁静的品格。

我联想起先生的同乡、文坛百岁老人冰心的“我悄悄地来到这个世上，也愿意悄悄地离去”的遗愿。我幡然醒悟，厚道谦逊、淡泊名利是品性高雅的人对待人生共有的态度，人趋暮境，这种超脱的气质更得到了升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发了要写写张家骅先生的意愿，不光是为了先生，更是为了现在的年轻人。

让我们从先生走过的道路中，得到醒悟和启示，从而获得心灵的充实丰富和自由纯净。

 

 

（作者：我会会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