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维彦：1934年11月8日出生，河北省滦县人，中共党员。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被授予“地球物理方法探矿工程师”。1962年任地质矿产第五物探大队地震方法研究室技术负责人；1968-1979年任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地球物理探矿资料解释队技术负责人、工程师；1980-1985年任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综合研究大队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86-1990年任国家“七五”重点攻关专题研究负责人。1995获“光荣从事地球物理专业工作三十年以上”表彰证书。

 

从小努力学习，从天津考上留苏预备班

 

我童年时家住河北省滦县长凝镇鲁荘农村，那里曾是解放区，但后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父亲在天津市庆丰裕茶庄工作，身为小股东，主要负责从南方批发茶叶到天津。解放时，我们家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小业主。在我4岁时，母亲便离世了，慈祥而严格的祖母将我富养长大。我的童年时光在农村度过，那时正值日本侵略时期，鬼子经常骚扰村庄。学校也在日本占领之下，我们的课程经常因日军来袭而中断，每当日军临近，我和家人便逃到野外躲避。

小学毕业后，我随家人移居天津，并于1947年考入天津市究真中学。初中毕业后，我顺利考入天津市第二女子中学。天津解放后，我努力学习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父亲失业，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我意识到命运需要靠自己掌握。因为我上的是私立中学，需要用粮食作为学费，当时家庭条件也不允许，所以我只能努力学习，争取获得奖学金。同时，我还兼任学生会的工作，课余生活也丰富多彩。经过不懈努力，我在高中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被评为班上的优秀学生。

1953年高中毕业时，学校通知我参加北京留苏预备班考试。得知这一消息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并全力以赴备考。记得去北京的那天，火车上坐满了赴京参加考试的学生，天津所有被选中的学生都同行。大家有的在埋头看书，有的在低声交谈，车厢内弥漫着紧张而欢乐的氛围，充满了青春与活力。在北京，我们住在外国语学院，主要学习俄文和政治课程，为期一年。初学俄语时确实困难，因为我在中学学的是英文，但经过刻苦学习，我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随后我顺利结业并被录取为留苏生。

 

难忘留苏岁月，给予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抵达莫斯科后，我们被分配到了不同的专业。起初，我的志愿是学医，但国家安排我学地质，我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国家安排，因为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去学习什么。于是，我进入了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地球物理方法勘探系。这个系主要学习利用物理方法，如磁力、重力和人工地震等方法，来勘测地层中埋藏的各种金属矿、石油和天然气矿藏。虽然这个专业并非我最初的选择，但我坚定地服从了国家的需要，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探测出更多的矿藏。

地球物理勘探系共有四个班级，我被分配到二班，与苏联同学一同上课。初次上课时，我听得有些吃力，只能依靠书本自学。在拿到书的前一天晚上，我会去图书馆预习。上课时，我主要听老师讲解而不记笔记，课后与苏联同学一起复习，补做笔记，并借助字典在图书馆复习到深夜。我也经常找老师请教问题，但学习过程仍然充满挑战。因此，我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多与苏联同学交流，与同宿舍的苏联女孩同吃同住，学习她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我们寝室共有四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来自苏联、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同学。其中，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两位同学是高年级的，学习上没有太大困难，所以我经常找她们练习俄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那里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俄语的听说能力也逐渐提高，能够跟上课堂进度了。

我还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位好朋友莉达是犹太人，她非常友善。暑假时，她会带我去她的别墅玩，平时她也总是乐于助人。莉达非常聪明，我有什么问题都会向她请教。当地的老太太也十分亲切，我们见面时会主动握手，当时苏联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学习和虚心请教，我逐渐克服了语言障碍，听课变得轻松了许多。学校还组织了许多课外活动，如寒暑假旅游、实习基地实践、学习滑冰滑雪等，我和同学们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五年的学习生活，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提高认知能力的过程中度过。我各门课程的考试成绩都很优秀。结业前，我编写了毕业论文，这是最为艰辛的一个阶段。在写论文之前，我前往地球物理方法勘探生产队实习，搜集并浏览了大量参考资料，结合实习经验，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并用自己的语言编写出来。资料收集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当时不像现在，没有网络官方数据资料平台可供查询，我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寻找资料。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还发现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很多资料的内容难以理解。尽管如此，这些困难让我学会了将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真实存在的地质问题。

我在一个“地震方法勘探石油”的生产队实习，参与了测量操作及成果生成的全过程，同时收集了论文编写所需的参考资料。实习结束后，我回到学校编写毕业论文，经过评审，我的论文顺利通过。1959年5月16日，苏联国家考试委员会为我发放了毕业证书，并授予我地球物理方法探矿工程师的职称。那段时间，我白天黑夜都难以入眠，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但收获也是巨大的。那些时刻我永远不会忘记，每当后来遇到困难时，我都会回想起写毕业论文的艰难时光，并告诉自己，连最困难的时刻都克服了，还有什么能难住我呢？正是那段日子的经历，赋予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让我能够更好地面对和处理后来生活和工作上的坎坷与辛苦。

在苏联学习期间，我深切感受到祖国和大使馆的持续关怀，学生会也时常传达国家领导人和大使馆对我们留苏学子的深切关怀。尤为幸运的是，在1957年11月17日，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对我们年轻人寄予了厚望，重任在肩，我铭记于心，感慨良多。当时我就立下决心，学成回国后定当全力以赴，将所学应用于实践，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既然世界属于我们，那我们就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动世界不断前进。

 

投身地质勘探，发现并助力开发东海油气田

 

1959年，我从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毕业后回国。9月24日，当年留苏回国的全体同学受到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原本计划再去苏联攻读研究生，但因国际形势不佳，我选择了留在国内。经过短暂的北京政治学习后，我即被分配工作，早已做好思想准备，决心前往国家最需要的地方。随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参与了深地壳测探和高频地震勘探的研究工作。

1962年，我调至地质矿产第五物探大队地震方法研究室担任技术负责人，主持渤海及辽东湾地震地质的概查、普查资料的地质解释工作。1968年至1979年，我任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地球物理探矿资料解释队技术负责人、工程师，负责南黄海和渤海地震方法的地质概查、普查、详查所得资料的地质解释工作。在此期间，我发现了这两个海域海底以下存在新生代沉积盆地，填补了这两个海域的地质资料空白。我所编写的成果报告均被地质队评为成果三等奖。

1982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至1985年期间，我担任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综合研究大队的副总工程师，并同时拥有高级工程师职称。在此期间，我参与并主持了“六五”国家重点攻关课题——“东海地质构造特征与油气资源研究”，该研究成果荣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我还参与了“中国海洋地质构造及含油气性研究”，该项目荣获1982年全国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此外，我还参与了“东海及南海北部大陆架含油气资源评价的研究”，并荣获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84年，我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1986年至1990年，我担任国家“七五”重点攻关专题研究负责人，主持了“东海陆架盆地下第三系重点凹陷圈闭类型研究”。该研究专题共取得了15项成果，均被评为优秀成果，其中两项还荣获了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该研究依据地震勘探基本原理，通过技术攻关，依靠技术进步，使得地震勘探技术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通过这一国家重点攻关专题研究，我们在东海海域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查中，开拓了一条自力更生、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复杂地质构造和岩性、石油、天然气预测的有效途径。这些重大成果和丰富的技术资料为探明东海较高级别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平湖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我们充分利用地震勘探成果，减少了钻井数量，提高了钻井找油气的命中率，同时也提高了油气储量计算的准确度。利用该攻关项目提供的成果及方法技术，我们及时推断并应用到勘探项目中，在东海确定了三口钻井的井位，经钻探测试均为高产石油和天然气井，经济效益显著。为此，我荣获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突出贡献者称号及荣誉证书。

1991年至1995年，我主持了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专题——“利用海上地球物理方法进行储层描述和钻前预测方法技术研究”。1992年，我主持完成了“东海平湖油气田放鹤亭构造油气脂描述”项目的研究，该项目所取得的大量高精度成果资料直接用于东海平湖油气田的开发之中。经过计算，油田储量已经被开发预测钻井资料所证实。1995年，在“学先进、比奉献，为实现‘八五’计划建功立业”活动中，我因成绩突出，被中国煤矿地质工会全国委员会授予全国地质矿产系统先进女职工称号。此外，我于1992年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

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我的研究成果和项目在国家地质研究发展和油气找寻中发挥了作用，使得石油和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及全国各地千家万户，用于生产生活。能够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付出，让我无比欣慰。

 

怀念丈夫袁文光，“不找到石油和天然气，我死不瞑目”

 

我和丈夫袁文光在苏联留学时同属一个专业，他比我早两年入学，他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学习，我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我们虽然互相认识但交集并不多。我知道当时他也是共青团员，有时在会议上会碰面。我同班的一位苏联同学（男生）与他相熟，他们曾在一个实习队一起实习过。当我1959年准备回国时，这位同学建议我回国后联系袁文光，那时他已经于1958年毕业回国了。这位同学让我向他学习，说他不仅学业出色，为人也十分和善，相信他在工作或其他我有所困惑的方面能给予我帮助。

袁文光当时在南京地质调查大队担任物探工程师，而我则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后来我有机会去他们大队实习，我们接触多了，通过书信往来，交换资料，我们的关系逐渐熟络，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62年，我们决定结为夫妻，当时的婚礼仪式非常简朴，只是登记后，在办公室请领导和同事们作为见证。

我们的家庭生活朴素而忙碌，日复一日地投入工作之中。自1962年结婚以来，我们于1965年迎来了儿子，1967年又添了女儿。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位慈祥的婆婆，她悉心料理家务，抚养孩子，让我们能更专注于工作。我们夫妻二人忙于工作，连节假日都鲜少休息，偶尔在难得的假期里，我们会带着老人和孩子去公园游玩，那一刻，便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

袁文光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地质工作者。1958年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回国后在地质部华东石油物探大队地震二队、三队任技术负责，从事江苏平原的石油地震勘探工作。后来任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总工程师，先后参与海上非炸药震源及地震漂浮电缆的研究，在他具体指导下写成的《南黄海地震成果报告》《等浮电缆》《组合气枪》等科研报告，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重大科研成果奖。

1981年到1994年，袁文光任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地球物理总工程师。他负责三块工作：海洋地质调查、科研攻关、先进设备的引进。80年代以来，他主持引进了国外海上数字地震勘探成套技术，1987年带队赴美进行海上三维地震技术考察。这项技术在东海平湖等构造得到应用，并取得很好的地质效果。

袁文光肩负重任，即便带病也坚持工作。我记得他曾坚定地说：“我们国家要发展建设，需要能源支持。我们一定要找到石油和天然气，解决能源问题！不找到石油和天然气，我死不瞑目。”正是这样的决心和勤奋，使他成功探索出了适合海上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的地球物理探矿方法，并在东海海底以下发现了大型油气田。他领导和参加的科研项目中国海地质构造及含油气性研究和东海及南海北部大陆架含油气盆地的发现及油气资源评价，分别获1982年、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等奖。他的论文和著作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地球物理调查史》《南黄海地区地震工作方法问题》《地震气枪震源的海上试验》《东海八角亭三维地震勘探》《关于气枪信号的理论问题》《海洋地震漂浮电缆的电路计算》等，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由于工作繁重，袁文光无暇顾及身体的不适，小病小痛积累成疾。他从不给自己放假，周末都不休息。身体不舒服也不说，硬扛着。1994年的一天，我发现他人发蔫，没精神，后来吐血了，到医院一查，肺癌晚期。没几个月，袁文光就去世了，年仅60岁。他是“累死”的。当东海的石油和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及各地千家万户，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时，他却离开了我们。

 

我爱祖国，地上多壮丽，地下多宝藏

 

我是1994年退休的。退休后，我仍参与并完成了一些科研工作。1996年，我进入老年大学学习绘画，期间也获得了不少奖项。然而，现在由于身体状况，我已经无法继续绘画了，因为画画需要长时间站立，而我的身体已经无法长时间支撑站立了。尽管如此，多年来，我积极参与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普希金合唱团的活动。我热爱旅游，深信国内的景色丝毫不逊色于国外。我曾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深深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壮丽与富饶，地下蕴藏着无尽的宝藏。我曾经去过云南、广东、吉林、新疆、河北等地，让我感慨：我们的祖国，地上多壮丽！地下多宝藏！

我和丈夫袁文光都热爱旅游，我们都喜欢到祖国各地观光。由于工作繁忙，我们曾约定退休后一起实现环游全国的梦想。然而，在我们约定的时刻，他却遗憾地失约了，这成为我心中无法抹去的悲痛回忆。尽管如此，我仍珍惜那些与他共度的美好时光，并将这些回忆深藏在心。

我想对青年一代说：你们定要珍惜时光，勤奋学习。时代赋予你们无限可能，你们要立志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贡献，不为金钱和利益所动摇，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人可以不风风光光，但一定要堂堂正正。我们当时就是学习张思德、雷锋、保尔·柯察金，学习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我们刻苦学习，为的是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今，你们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更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信念，忘我奋斗！

 

（作者：刘萱仪、冉甜：上海外国语大学俄欧亚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王利亚：我会留苏分会会员；王国军：我会留苏分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