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曾以《第三次浪潮》享誉全球的未来学家、87岁高龄的托夫勒因病去世。1983年托夫勒带着这本书首次来华，《第三次浪潮》对中国带来哪些影响？这个事件与后来中国发起的新技术革命对策研究有什么关系？我会学长、中国科技情报领域的领军学者，也是那次事件的参与者缪其浩研究员撰文回顾了这段往事。

　　33年前，曾有一段时间，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大礼堂天天门庭若市，直到今天还会有人向我提起到情报所看电视片《第三次浪潮》的“轶事”。这部片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技片，而是反映未来趋势及世界影响的作品。今天这类信息太多、甚至泛滥，而在当时却还非常罕见。

　　这部片子的原版，是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带来的。尽管近年来因年龄关系他不再活跃，中外媒体还是没有忘记他对“未来学”从偏门变成显学所作的贡献。作为一位文科背景的记者，他对信息技术未来几十年发展所做出的准确预测令人惊讶，然而他又并非狭义上的“技术预测”专家，其主要贡献在于预见并提醒社会：新技术将可能带来各方面的革命性变化。

　　托夫勒成名作是《未来冲击》，而传播更广的则可能是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这本书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影响。2006年8月3日，《人民日报》将他列入近几个世纪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50人之一。

　　在托夫勒访华前，中国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第三次浪潮”。即使嗅觉灵敏的《读书》杂志，1981年11-12期刊登了董乐山编译的《托夫勒的“三次浪潮”论》，影响也不大。但是有些事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983年1月2日，托夫勒夫妇应中国未来研究会邀请首次访问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关于这个“浪潮”的学术报告。托夫勒在华期间先后会见他的包括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社会科学院顾问宦乡、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等，在上海访问时还受到市长汪道涵的接见。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有点“偏门”的学者得到如此高的接待规格？

　　当时文革已经结束数年，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复杂程度相比，发展科学技术是最没有争议的。被誉为“科学春天”信号的“全国科学大会”就在1978年3月召开。1980年12月，党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提出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提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实现战略目标”。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通过科学技术来推动全面的改革和发展的“路线图”。因此，中国科技界以及高层领导都非常关注世界新技术发展及其带来的可能机会和冲击。托夫勒和他的《第三次浪潮》此刻来访，正好成为送上门来的机会。

　　托夫勒来上海，除汪市长接见外，上海市未来学会还组织了场报告会，情报所研究室马远良和简报室苏光楣参加报告会后意犹未尽，长期为领导科技决策服务养成的敏感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题材值得进一步挖掘。经过领导批准后，通过未来学会邀请托夫勒到情报所举行了一次深度的交流和研讨。与托夫勒在北京的活动许多大人物出场不同，这次座谈则是一场相当专业的小型座谈。

　　座谈场所虽简陋，说“专业”却一点不夸张。其一，参加人员多为资深研究人员，多年跟踪国际科技和产业发展动向。我们对第三次浪潮所处的时代背景、其中的高科技和新兴产业是有所了解的，在座谈前我们还设法搞到了一本原版《第三次浪潮》，进行了一些预习；其二，现场安排了翻译，但实际上翻译很空闲，因为参加者基本上能与托夫勒直接交流。干情报这行应该清楚，“魔鬼”常常就在跨语言的细节中。

　　我当时在情报所就读研究生刚满一年，有幸坐在第二排参加了座谈。年纪不小，“辈分”很低，但也有发声音的机会。我发言提到有本《后工业社会的到来》，问托夫勒它和《第三次浪潮》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让他很兴奋，引出了很长一段回应，最后还问我是不是在美国读过书，其实那时我还没有任何出国经历。我记得托夫勒提到“浪潮”这个词来源于美国历史上西部淘金热时期的一个说法，也是3个W， West Ward Wave；还有个细节是托夫勒的太太海蒂在座谈中非常活跃，可称得上“夫唱妇随”，因为那本《第三次浪潮》实际是两人的合作产品。据一位参加座谈的老同志回忆，托夫勒当时说过上海的这次座谈是在中国之行中最好的一场，从我现场感受到的气氛来看，我也赞成这个判断。

　　这次座谈会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产生了那部广泛传播的影视片《第三次浪潮》。其实，后来广泛传播的那个版本不是原版作品，而是情报所整理编辑的中文版。原版不仅是英文的，而且包含个别很不适宜的画面，来华后仅在几次小范围的专业交流活动上播放过。

　　托夫勒同意我们以他带来的片子为原本制作一部中文片，不收任何费用，只是要求不对外公开放映。我们为什么要制作中文版？一来托夫勒的影视片原是面对西方读者的，对大多数刚刚经历文革、与外部世界接触甚少的中国受众来说并不易懂；其次，或许是更加重要的，我们需要在尊重原作者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尽可能用我们的叙事方式来讲述第三次浪潮，让它不仅起到开眼界的作用，而且能够启迪我们的思考。在制作技术上也不难，情报所本来就有个科技影视制作部门，外语人才也没有问题。事实证明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中文版制成后，立刻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欢迎，仅在上海就放映了176场，观看者多达23万人次。观众已经远不止科技人员，还包括政府官员和其他机构人员。刘振元副市长在听取情报所汇报后，安排该片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厅为市领导放映，后来该片还传到了北京和兄弟省市，影响遍及全国。

　　1983年10月，中央发起了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和我国的对策研究。10月28日，胡耀邦总书记批示，肯定了追求新的现代化科学知识，并且把这些新知识同如何改变我国现状联系起来的做法。11月1日，马洪组织了对策研究小组，发起了全国大讨论，而《第三次浪潮》《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等则成为大讨论中的重要参考材料，各种中译本印数达数百万册。大讨论直接参与者多达2000余人。对策研究成果累累，包括8个专题的各种研究报告，以及汇报提纲和对策建议等重要文件。863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就是对策研究的直接结果，现在我们熟知的新兴技术产业几个重大领域也是在当时聚焦。今天中国科技可以自豪地站在世界前列，那场大讨论和对策研究功不可没！

　　上海在大讨论和对策研究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上海是除北京外中央唯一指定建立研究小组的。1983年12月成立的“新技术革命和上海战略对策”研究课题组由冯之浚任总组长，马远良、夏禹龙等四人任副总组长，大量成果为上海市以后的科技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国家战略的形成做了贡献。后来国家科委领导来上海，专门到情报所看望了简报室的同志，称赞他们“办了一件好事，不仅影响了上海市的某些战略决策，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战略决策”。顺便提一下，当时我的硕士论文研究课题有幸列入了市科委对策研究的重大项目，虽然没有经费，但有机会为此做了些微工作。

　　与几十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波澜壮阔相比，这里记录的只能算一朵浪花而已，但是其中有关科技人员体现出来可贵的责任意识和主动精神，领导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以及敢于担当不怕犯错误的可敬态度应该永远被铭记。

　　（本文节选自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公众号“三思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