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意义深远。丰子恺先生作为早期留学人员，不仅是现代漫画的奠基人，更是一位深具家国情怀的爱国者，他在艺术领域成就斐然，更以饱含爱国情怀的作品鼓舞人心。

 

今年恰逢丰子恺先生逝世50周年，由丰子恺研究会、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主办，厦门市丰子恺美育馆协办的2025年上海统战文化周主题演绎活动之一、市欧美同学会“海上留声”品牌活动——“丰子恺民族精神艺术展”，于7月18日在上海市留学人员之家正式启幕。展览汇集了丰子恺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创作的40件艺术作品，生动展现其坚韧不拔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强烈而深厚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

 

以笔为枪，烽火艺程，让我们一起探寻丰子恺先生“艺术逃难”中的民族精神。

丰子恺为《抗战文艺》题写的刊名

 

 

《思狗的画》系列20世纪40年代初期丰子恺作

 

 

1937年烽火骤燃，丰子恺挥别缘缘堂，携家带眷踏上“艺术逃难”征途。硝烟弥漫间，先生于特定时代中彰显的“宁作流浪者，不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以笔为枪控诉侵略者暴行的艺术抗争，以及凝聚民族精神的艺术实践，无不体现出丰子恺艺术所追寻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

 

宁作流浪者，不做亡国奴

 

1937年11月6日，日军在和平的石门湾扔下了罪恶的炸弹。丰子恺身为知名艺术家与留日知识分子，他深知滞留沦陷区必遭日人胁迫利用。于是，他不得不携眷属及亲友共十六人，挥别故土，奔赴桐庐避难。临别视若生命的缘缘堂时，纵有万般眷恋，他仍毅然踏上生死难料的流亡之路。他在《辞缘缘堂》中写道：“环境虽变，我的赤子之心并不失却;炮火虽烈，我的匹夫之志决不被夺，它们因了环境的压迫，受了炮火的洗礼，反而更坚强了。”由此可看出，面对民族大义的抉择，丰子恺始终坚守着凛然的民族气节，秉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

 

丰子恺在启程逃难前收到桐庐马一浮先生的来信，当即携家带口奔赴桐庐。几经辗转，终于抵达目的地与马一浮先生会面。俩人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困境中促膝长谈，“负暄谈义”化作丰子恺的精神寄托，令他在乱世中觅得一方心灵净土。他殷切祈愿春天永驻人间，好将这负暄之乐绵延不绝。春天未降临，敌人的炮火在步步进逼。丰子恺由此面临又一抉择：“老太太年已七十，不胜奔走之苦。我破晓起来同我妻商量，拟把老太太寄托与船形岭黄宾鸿家。因为他家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当不致因我家老太太而受累。我妻向老太太商请，得其同意。于是我们二人同赴学校请托黄君，黄君慨然允诺。当日雇了一乘轿子，由黄君领导，章桂护送，抬老太太上山。临别，许多人偷偷地弹泪，说不出话来。我心中除了离别之苦以外，又另有一种难过：我不能救庇一位应该供养的老人，临难把她委弃在异乡的深山中，这是何等惭愧的事!”这份对家庭责任的愧疚与民族大义的坚守形成强烈映照，也深刻体现了丰子恺在逃难抉择中的艰难。

 

 

以笔为枪，抗战呐喊

 

丰子恺在长达数十年的颠沛流离中，始终未曾放弃艺术创作。抗战期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并创办了会报《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会共33人，丰子恺是其中之一。为《抗战文艺》题写的刊名成为了丰子恺投身抗战宣传的见证。他将手中的笔化作抗击日寇的武器，揭露侵略者暴行，唤起民众同仇敌忾。

 

丰子恺的抗战题材作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描绘战争苦难的画面，用来宣传和鼓动抗日;二是描绘逃难路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种将民族大义与民众日常相交融的创作取向，始终围绕着爱国情怀与对和平的向往这一核心，也代表着丰子恺独特的“艺术抗战”的风格。

 

“一到汉口，仿佛睡醒了，因为此间友朋咸集，民气旺盛。我从来不曾如此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华国民。我不惯拿枪，也想拿五寸不烂之笔来参加抗战。”在漫长的逃难路上，丰子恺亲历了嘉兴大轰炸(1937年12月)与广州大轰炸(1938年10月)，目睹了无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其作品《空袭也，炸弹投谁降》便记录下一幕惨绝人寰的真实：一位妇人抱着婴孩，正于墙角喂奶，忽有炸弹落于车站附近。弹片飞来，瞬间削去妇人头颅。然而，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这无头的妇人竟依旧危坐，怀抱婴孩未倒，婴儿仍兀自吮奶。《轰炸》系列作品深刻揭露了日军无差别轰炸带给平民的深重灾难。此种直面战争残酷的手法，不仅强烈震撼了观者心灵，更点燃了民族觉醒的火焰，使艺术成为抗战中最坚韧的武器。

 

 

《大树画册》丰子恺1940年由（上海）文艺新潮社出版

 

 

抗战时期，丰子恺创作了形式多样的作品，涵盖漫画、散文及诗歌等。1939年发表于《宇宙风》(乙刊)创刊号的散文《中国就像棵大树》，并附图《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他以树为喻，以文铸魂，用象征手法隐喻必胜信念，构筑民族自信。

 

他还擅长从普通人的日常切入，既直面战争的残酷，也在苦难中寻觅人间的温情，如《警报作媒人》《炮弹作花瓶》《胜境在望》等作品。这种在残酷环境中依然葆有的生活勇气与乐观精神，正是丰子恺想要传递的民族品格。

 

丰子恺将笔锋化作利刃，不仅鞭挞侵略者暴行，更在人民的精神层面筑牢民族自信，他在抗战时期的作品成为唤醒沉睡国魂的号角，也践行了恩师李叔同所推崇的文艺观：“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艺术铸魂，护生抗战

 

丰子恺在抗战期间，始终将艺术的内涵与民族精神、人文关怀紧密熔铸。民族精神的根基在“人格塑造”，而塑造健全人格须从教育着手。1938年末，他在桂林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提出“艺术办学”与“礼乐治校”的理念。这两种理念的核心是以审美培育民族认同，借秩序与温情滋养健全人格，将艺术创作与教学相结合，以此强调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用艺术教育转化为唤醒民族意识、传递精神力量的坚实途径。

 

与恩师李叔同(即弘一大师)合作的《护生画集》是丰子恺对生命应有尊严的坚守。护生不是避世，而是对生命的主动捍卫。“这么惨无人道的狗彘豺狼一般的侵略者，非‘杀’不可。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总而言之，丰子恺“艺术逃难”所彰显的民族精神，是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也饱含着对人类普遍价值的深切关怀。他以笔为枪，以画作控诉暴行、唤醒民族灵魂，将艺术与教育、生命关怀融为一体。这份于苦难中淬炼出的民族精神，成为一个民族不屈的文化注脚，彰显了艺术的真正力量。

 

 

(作者：丰子恺研究会副秘书长、厦门市丰子恺美育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