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非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顾问

上海师大外国语学院教授

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上海分会会长

 

 

我小时候学英语时，说到“人民币”，用的是Chinese Yuan或Chinese Dollar，而现在国际通用说法则为Renminbi，一般用汉语拼音的缩写“RMB”。那么，RMB是中式英语，还是中国英语？

中式英语和中国英语，一字之差，迥然不同。2018年，中国外文局首次发布《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揭示了汉语拼音词汇在国际社会的传播趋势。

中国英语分为三个阶段：洋泾浜英语→中式英语→中国英语。

第一阶段的洋泾浜英语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中国沿海通商口岸，最初形成于广州和澳门，主要是广东葡语。后在上海发展到鼎盛时期。“洋泾浜”原是上海县城北面的一条小河（现延安东路），作为英法租界的界河，便成了中外商人生意往来的重要场所。随着贸易活动频度增强，当地人与外商逐渐形成一种混合语言，被称为“洋泾浜英语”或“皮钦英语”（Pidgin English）。有趣的是，“Pidgin”一词本身即源自洋泾浜英语，是广东人对business（生意）一词的发音讹变。英国商人听到广东人说此词的发音类似pidgin，于是将这种混搭语叫做Pidgin English。碰巧，由于pidgin与pigeon（鸽子）发音相近，又被不谙英语者误称为“鸽子英语”（Pigeon English）。

洋泾浜英语的语音系统极其简化，受汉语方言（尤其是吴语和粤语）影响显著。词汇量有限（约700个），通过一词多义基本满足交际需求，语法大都跟着汉语走，只有口头形式，无统一书面标准，主要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商贸交流。

洋泾浜英语是捷径中的怪路子，于是乎各种“舶来词”和“混搭语”大行其道。比如，comprador（买办）来自葡萄牙语comprador（购买者），后成为洋行中国经理的专称。chop是个多义词，可指印章、许可证、商标等，似乎来自印地语chhap（印章）。junk（中国帆船）来自马来语的jong或闽南语的船（chûn）的变音。又如，No can do（不能做），完全按汉语语序排列英语单词。look-see，表示“看”，将两个英语动词快速组合，体现词汇黏合特点。甚至会大量采用拟声词和形象表达，如描述车祸：One car come, one car go, two car peng peng, people die！（两车相向而行，撞到一起，砰砰！人都死了。）

有些特定职业与场景用语也较为形象，例如number one（那摩温）就是工头或负责人。同样，“洋泾浜们”交集时，巧妙使用汉语方言音译英语词汇，比如三明治（sandwich）等商品名词，沪语的“混腔势”来自one chance（一个机会）等。令笔者尤为感佩的是幽默（humour）与基因（gene）的汉译，义音巧缀，堪比天作！前者出自语言和文化大家林语堂之手，后者为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潘光旦之笔。

第二阶段出现的中式英语（Chinglish）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受汉语语法结构和思维模式影响而产生诸多不规范的英语表达，这只是研习过程中的被动产物，相比早期的洋泾浜英语，状况有了相当的改善和提升。例如：

1.语法错误。错误：I very like it. 正确：I like it very much.

2.用词不当。错误：Foreign Guest Building（外宾楼）。正确：Guesthouse（外宾楼）。

3.文化直译问题。错误：Please eat slowly（请慢用）。解释：聚餐时，你要先离桌，中国人常会说“您慢慢吃”，得体的说法应是“Take your time.”

中式英语是洋泾浜英语的现代发展版，随着英语教育普及，许多受到汉语影响的词汇和表达冒出来了，好玩的有no zuo no die（不作不死）、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good good study, up up every day（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值得关注和庆幸的是，部分曾被视为“错误”的中式表达居然被主流英语接纳。2013年，《牛津英语词典》就已经收录了245个中式英语词汇。《牛津英汉汉英词典》在线版相当及时地收录了山寨（Knock-off）等词语。《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也相当大度地把hukou（户口）、paper tiger（纸老虎）、hongbao（红包）等地道“中国货”收入囊中。

第三阶段的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与上述的中式英语虽然都带有“中国”标签，但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现象。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特有事物的英语变体，并逐渐塑造出一套术语体系，旨在助力传播中国概念。其被学术界定义并公认为区域性语言变体。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些词典的收录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承认了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包容性演变；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中国文化输出或融入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深化，说明这些中式英语已超越临时借用阶段，成为英语词汇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英语本质上是日耳曼部落方言的融合体，其中丹麦语作为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代表，通过维京人的定居成为重要的外来影响之一。这种多语言层叠的特征，使得英语最终发展成为兼具日耳曼语根基与多元文化印记的混合型语言，其中70%左右的词汇是外来语。

而中式英语则是学习过程中的摆渡现象，不少经典的汉腔词汇以及中式表达需要不断遴选、凝练和完善，直至最终“堂而皇之”地迈入英语词典。

如feng shui（风水）已广泛用于建筑设计和西方生活杂志，音译保留其文化独特性。kung fu（功夫）通过影视传播，演化为武术代名词。add oil（加油）2018年意外被牛津词典接纳，逐字翻译，源自香港英语。

更令人惊喜的是，联合国文件中越来越多的中国特色概念都有了标准英文对应：和谐社会→Harmonious Society、中国特色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等。

而且，这类语言变体的贡献体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例如，政治领域术语——人民代表大会：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经济领域词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文化概念表达——白酒：baijiu；太极：tai-chi；馄饨：wonton等。

令人惊叹的是，春节的汉语拼音Ch ū njié，这一译法已被收入英国权威词典《柯林斯英语词典》，客观公正地澄清了某些亚裔国度对这一节庆的纷争和误译，为“春节”正本清源。202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英语既丰富了英语的表达方式和文化内涵，又提供了非西方视角的英语使用范例，更促进了英语的多元化和本土化发展。

再回到本文开头抛出的问题，无容置疑，RMB（人民币）是“中国英语”贡献的词汇，首字母缩写，实用易记，响当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