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中及时指出：“上海党目前的中心工作，不是恢复已经主动取消的全国救国会，而是加强救亡协会与救亡团体的群众工作，扩大这些团体的群众基础与独立、民主的救亡运动。”“必须彻底改变党自己在所领导的救亡团体中命令主义与包办主义的工作方式，尽量发展民主主义，吸收无数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发挥他们最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根据中央的指示，抗战初期的上海学生运动，在中共上海市学委的具体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活动的种种限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起来了。
张持平、叶文津等组织留日学生回沪
张持平（1911—1994），原名张焕清，广东梅县石扇镇人。1933年秋至1935年夏，先后入上海光华大学、暨南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中共领导的爱国团体“上海反帝大同盟”。1935年秋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1937年3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东京法政大学中共留日支部委员。
叶文津（1916—1980），曾用名叶德铭，广东东莞道滘人。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后留学日本，留日同学姚潜修介绍他与夏衍秘密会面，此后，夏衍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叶文津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文津回沪组织“留日学生救亡会”，发表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宣言。
上世纪80年代，张持平在《回忆东京文化救亡运动》（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42辑）一文中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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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底从上海到东京的。在我到东京之前，就有许多留学生到东京了，有人估计一九三六年约九千人。为什么到日本的留学生这么多呢？因为当时日本虽然是我们的敌国，但又是我们的邻国，到那里去留学很方便，无需办理出国护照，只要有修业证书或毕业文凭，就可以凭此买船票到日本。在日本读书费用也不算高，和在上海读书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很欢迎中国留学生去，企图从中培养一些亲日分子，为其鲸吞我国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且留日学生中，有一部分人是为了逃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和迫害而去的。
七七事变后，留日学生义愤填膺，当时正值学校开始放暑假，大家纷纷回国。在日爱国留学生团体领导决定先期派叶文津等人到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会取得联系，以便回国学生上岸后即举行欢迎会并变欢迎会为抗日示威游行。张持平等其他人于1937年7月底离开日本，他回忆在具体组织同学回国过程中，“把进步同学分期分批插进许多同学中间去，让他们发挥作用，不乘日本船而乘英国或加拿大船。船到了公海，即召开抗日救国大会，进一步鼓励同学参加到各条抗日战线上去。我和重英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底离开日本，在公海上开了大会，进行宣传和募捐救国基金。在这个会上，有的海员发表了团结抗日的演讲，并慷慨带头捐献，乘客中还有些华侨，也捐献了一些钱。船到了上海，叶文津和救国会的朋友来码头欢迎，举行了简短集会，即开始抗日示威游行。”
成立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
留日同学回沪后，声势很大。中共地下党发动大家首先组织起来，成立了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发出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一齐起来，抗敌救亡！”全文刊载在1937年8月6日《申报》，节选如下：
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宣言
亲爱的全国同胞：我们这一群，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当我们脚尖踏上黄浦滩头的时候，我们悲喜交集地欢欣，可回到我们的祖国了。但第一印象，却不禁诧异，市面为什么这样平静，民气为什么这样松弛，日本是个侵略国家，然而他们战时空气，可比我们激昂紧张得多了。我们还来不及向全国同胞细诉，我们在日本上学，是怎样地被他们政府监视、殴辱、拘捕、驱逐，以至于研究、行动、言论种种的不自由。我们第一要泣告大家的是，日本久已不认我们“国为独立之国，民为独立之民”了。第二，日本不仅要侵吞我们的国家，奴隶我们国民，并且不容我们民族和他们并存，这是他们已定的国策。我们无法偷生，不能苟全，只有奋起抗战，主和是自取灭亡之道。只有动员全国一致抗战，才是我们民族唯一的生路。我们必须予打击者以打击，我们必须流血浴血以至拿血来洗尽历年的耻辱，我们“四省”亡掉几年了，“冀东”、“察北”久非我有了，芦沟桥已成为我军民的坟墓了，平津又相继陷于敌人之手了，半壁河山已经变色，万万同胞沦于惨痛境地，我们还不奋起拚命，我们还有人心人性吗？总之，今日已到我们民族生死存亡最后关头。我们泣求政府，集中全国力量和敌人决斗，使人人都有救亡效死的机会，同时巴望不愿做亡国奴的全国同胞，一致听命中央领导，抗战杀敌。本会全体誓作前驱，万死也是不辞的。我们高呼：全国同胞一齐起来，抗敌救亡。
9月22日，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举行理事会，推选郭沫若等15人为常务理事、叶文津任总务部长负责全面工作，黄乃（黄一环）任组织部长，周平任宣传部长，李林（李肇嘉）任交际部长。
救亡会成立后，利用暑假集体住宿在法租界某中学，过着有纪律的集体生活。该会即以此为中心，积极开展救亡工作。据《救亡日报》8月26日报道，“该会的经常工作，计有宣传、募捐，慰劳、出版壁报、情报、救护及军事训练等。如慰劳伤兵，组织难民等每日均有若干分队出发，街道募捐，亦已集成五百多元。”除了开展活动，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还先后邀请章乃器、邹韬奋、薛暮桥、郭沫若、艾思奇、范长江等社会名流前来演讲鼓舞士气。组织河南陕西两省籍的同学组成返乡工作团，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救亡工作。发起一万双布鞋运动，送给前线战士。组织步行宣传团出发松江、嘉兴、苏州、无锡、南京等地。11月，平型关大捷消息传来，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向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将军及全体将士祝捷：“贵军先声夺人，连克要地，捷报传来，全国欢庆”“尚祈努力杀敌，争取最后胜利”，并汇款百元表示慰劳。（见《救国时报》11月7日）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中共上海学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简称“学协”）作为全市学生的抗日救亡组织。1937年10月28日，学协在浦东大厦五楼大厅召开成立大会。36所学校和救亡团体的代表100余人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了学协章程和宣言，还通过了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对日绝交、发表告世界各国同学书、加强保卫大上海等14条提案。学协在各大、中学校积极发展个人和团体会员，成立学协小组以团结群众，学协会员最多时达90个单位，基本骨干成员达300余人，参加学协活动的积极分子有四五万人，能影响、带动同学15万多人。中共倡导下成立的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等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的学生运动中起到了指导和带动作用，很多青年学生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对推动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几位知名的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会员
根据一些资料显示，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会员大致有数百名，黄乃、颜一烟、董启翔、侯枫等比较知名。
黄乃（1917-2004），辛亥先驱黄兴的遗腹子，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盲文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盲文之父”。年轻时一次意外，使黄乃右眼失明。在左眼也高度近视的情况下，为了继承父志，他克服重重困难去日本留学，回国后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革命圣地延安。解放初期，他又遭遇左眼失明之痛。然而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献身于中国的盲文事业，终于创制出一套最新汉语双拼中国盲文方案。从此黄乃先生被人们誉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黄乃先生于2004年1月30日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他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至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二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
颜一烟（1912-1997），满族，女，现代著名作家、剧作家。北京人。中共党员。193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1946年到佳木斯。先后任《人民戏剧》杂志编委、主编，东北文艺工作团一团团委及编辑出版部部长、编辑、演员，东北电影制片厂编辑。由颜一烟担纲剧本创作的影片《中华女儿》在1950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获自由斗争奖，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1956年又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董启翔（1915-2014），女，重庆人，1932年冬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武汉二中学生会主席，与吕骥、张庚、陈荒煤成立“剧联”武汉分盟，任负责人。1933年在北平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在天津被捕。出狱后先在河南焦作煤矿搞工人运动，后到河南杞县大同中学任教。1935年赴日本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受党的派遣到鄂豫皖边区国民党桂系廖磊处工作。后在新四军四支队、四师、二师、七师工作。曾任战时服务团团长、敌工科科长、农工科科长、区长、抗战救亡会会长，新四军皖江联中校长等职。解放后，任广西文联副主席等职。文革中断，1980年平反后任广西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84年底离休。
侯枫（1904-1981），广东澄海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政治科毕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此后参加大道剧社、剧联，参与创办联星影片公司，编辑《中华日报·戏剧新闻》。1934年秋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学习，1935年春回上海，主编《东方文艺》。1936年与金容等编（作者：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今代文艺》。1940年到四川，抗战开始后，组织战时演剧队，主编《战时演剧》，参加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解放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研究员，广东剧协副主席，广东潮剧院副院长，以及广西、广东政协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