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我国自西方文化中受益良多。当然，中国文化也始终影响着世界。三千年前，周穆王携军队与乐队西行，进行了数百天的国际文化交流，过程录入《穆天子传》。两千年前，地处欧洲文化发达地区的马其顿王国遣使来华归附，汉和帝“赐其王金印紫绶”，此事在《后汉书》与罗马文献中均有记载。唐代的中国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璀璨的篇章，朝贡国七十，往来国三百。在明代，欧洲新一代有识之士深入学习中国文化并称之为“全人类知识的终极源泉”。17-18世纪，席卷欧洲与英国的“中国热”现象折射出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动力。1935年建成的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雕刻着摩西、孔子、梭伦“三圣像”，象征了西方法学文化源自基督教、中国、古希腊的哲学根基。

 

2024年，“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扬在喀山举行的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招待会上发言，谈到自己的三个孩子都学习中文，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而世界实际上是中国人开创的”。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受欢迎程度，从莫斯科的歌剧创作与排演中可窥知一二。

 

今年2月，莫斯科大剧院一位歌唱家邀请我观看《满大人的儿子》与《夜莺》联演。《满大人的儿子》是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居伊最具影响力的歌剧，也是俄罗斯第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歌剧，创作于1859年。场景被虚构在一个中国的小酒馆里，讲述了满大人的儿子与女友的爱情以及与满大人的亲情。首演时女主角由作曲家的妻子担任，另一位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出演了满大人（男低音）。《夜莺》由著名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1914年在巴黎首演。情节取材于19世纪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中国皇宫里真夜莺歌唱的真诚与神奇能力，胜于日本进贡的假夜莺。这部歌剧还曾被改编为纯音乐作品和芭蕾舞剧等。

 

这类歌剧如果单独上演，或许不能断定排演者与观众的文化趣味。但是，两部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歌剧以联演的形式呈现，倾向自然非常明显。两剧联演是2023年底由莫斯科大剧院与俄罗斯国家木偶剧院合作推出的新排版。我观看的那一场，是新排版在莫斯科大剧院的第23次上演。这已超过了《天鹅湖》《叶甫根尼·奥涅金》等经典剧目同期在该剧院的演出场次。

 

这一版的排演本身也非常有特点，不仅提升了两剧的喜剧效果，也增加了其中的中国元素。《满大人的儿子》是歌剧与中国皮影戏的结合：剧情中所有的回忆部分由后台的黑衣人（木偶戏演员）操纵皮影来陈述，但黑衣人有时也会在台前出现。比如，得知满大人即将莅临小酒馆时，黑衣人跑出来帮助收拾、打扫，突出了紧张、忙乱的气氛。由于背景设定在古代，剧院安排了一位身着中国皇帝服饰的演员带着随从坐在观众席前排，开演时先向“皇帝”致敬，剧终后“皇帝”先退场。《夜莺》则完全是歌剧与木偶剧的结合，夜莺、死神等诸多形象均由大小不一、形象各异的木偶辅助表现，巧妙利用并夸大了剧情中真夜莺与假夜莺的对比。黑衣人一直在舞台上操纵木偶，在深色的景片间时隐时现。

 

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的作曲家格利克曼新创作了一部歌剧《中国公文》（或译为《天书》）。中国公文（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ота）是俄语中的一个“成语”，意思是看不懂的东西，源于一段啼笑皆非的历史。1618年，俄国使者赴华请求通商，次年抵达北京。因使者未带贡品，万历皇帝并未接见，但朝廷回复了公文准许俄国人来华经商并建立官方联系。俄国没有人能看懂汉语写成的公文，过了56年之后，才由外交官斯帕法里译为俄文，但这时中国已是清朝了。

 

歌剧《中国公文》以这段历史为背景重新编剧，呈现中俄之间早期的友好交往。歌剧已于6月11日在莫斯科上演。导演玛丽娅告诉我，这是一个缩减的版本，完整版准备在秋天上演。作曲家曾在首演前弹奏部分段落给我听，并与导演一起简单讲述了剧情。其中大量呈现中国文化元素，比如使者学习太极拳的情节、中国风格的音调等。

 

今年年初，俄罗斯华裔作曲家左贞观于上个世纪为中国古诗词俄文版谱写的一套艺术歌曲也被搬上了戏剧舞台。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年轻的编导与演员根据词义设计了剧情，身着从中国购买的古代服饰演出。左先生给我看了演出的视频，听觉效果与视觉效果均颇为动人。

 

开放与包容，交流与对话，是当代主旋律。中国在吸收与创造的同时，其他民族也关注中国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立足中华文明深厚底蕴，构建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为世界提供更多优秀智力成果，是我们在新时代的使命。

 

（作者：我会会员，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