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逸森(1930.7.1-2025.2.22)，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翻译家。1952年毕业于苏南公立文化教育学院俄文专修班。1955年，国家公派至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专修俄罗斯文学，1961年获副博士学位。研究成果有《短篇小说家契诃夫》《契诃夫人品·创作·艺术》《契诃夫(1860-2004)》《文踪墨迹——关于俄国文学》等。参与编写的《俄国文学史》《俄国文学批评史》获得第二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和北京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作《短篇小说家契诃夫》获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6年11月被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授予“中国俄语教育杰出贡献奖”。

 

艰难求学：从小学徒到大学老师

 

我祖籍无锡，1930年出生在上海。小时候家境艰辛，弟兄三个，我是老大，初中毕业后就没再读书了，我跟大弟弟一起辍学，他那时小学还没毕业。父亲托了关系，找同族中的一位从事钢铁买卖的朱老板，他叫朱恒清，算是帮衬我父亲，让我们兄弟俩到他在苏州河边的一家叫“恒馀铁行”里当学徒。上海人管做学徒叫“吃三年萝卜干饭”，那年我虚岁16岁，白天就干杂活儿：扫地、倒痰盂;来客人了倒茶;老板家小孩哭了，我还得去抱孩子，晚上就在店里的一楼看店，拿四个凳子拼在一起，上面铺上三条木板，盖上我的薄被子就当是床。在那儿待了四年，没开过工钱，就管顿饭，也就过年的时候，店里给员工发工资，能给我一点点。我的大弟弟做的是翻砂工，那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到1949年全国解放，我刚19岁，参加了上海刚成立的工会，经常会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老板很不高兴，可也没办法。那年苏联红军歌舞团来上海逸园演出，因为我在工会中表现积极，就奖励了一张票，让我去看演出，那天真是开心得不得了!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跳舞，那俄语的卷舌音，我就觉得很好听，回去后我经常在刷牙时，嘴里含一口水练习卷舌音，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想学俄文。

1950年2月，听说无锡有所学校对外统招俄文专业，学校叫苏南公立文化教育学院(今苏州大学前身)，因为当时国家急需俄语人才，特招收两年制俄文专修学生，我决心要去报考。但又怕考不上回来丢了工作，所以就跟老板谎称“去无锡看外婆”。因为二月份天气太冷，我行李里放了一床被子，老板奇怪地问：“你外婆家没有被子吗?”我赶紧说：“外婆家被子有人盖，我再带一条，方便。”他没再多问。就这样我瞒着老板，带着铺盖卷一个人去了无锡。

到了无锡，报名的时候又出问题了。我带的是初中毕业证和工会的介绍信，证明我在铁行做了四年学徒，是工会会员。没想到报名的同志说要高中学历，我学历不够，不让我报。但我赖着不肯走，毕竟好不容易来的，实在不想放弃这次学习的机会。过了一会儿，校园里走出来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师，他向接待报名的同志了解了我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师叫王传鼎，在学院教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解放前是位地下党员，王老师人特别好，他让我把证件给他，说“我进去问问”。没一会儿他就出来了，说：“跟领导商量过了，让你报，让你考考吧，我们学校要向工农开门。”我当时高兴得快跳起来了!王传鼎老师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贵人，如果没有他，我就不会有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后来王老师调去浙江了，到现在我都记得他。

报名参加了考试以后，我就回上海焦急地等通知，有一天，师弟突然喊我：“逸森哥!有你一封信，大信封!快拆开看!”我找了个背人的地方，看到信封上写的是“苏南公立教育文化学院”的大红字，拆开一看，我被录取了!

来到学校后，领导找我谈话：“逸森啊，你要好好学，你不是考进来的，是从宽录取的。”听到这句话，我知道唯有发奋图强才能不辜负老师和自己。之后的两年里，我不仅刻苦学习，学校搞的进校教育、劳动建校，还有土地改革，我都积极参加，虽然基础比别人差，但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在这里，我还遇到了我一生的伴侣郑文樾，她在班上学习成绩也非常好。

1952年，我从苏南公立文化教育学院毕业了，被分配进了华东师范大学。那时候华东师大俄语专业刚成立，我们是最早的一批俄语教师。原来外语系只有英语，后来增加了俄语，有四年制本科，也有专修科。我被分到专修科当助教。

仅短短的两年，我就从一个初中毕业、在苏州河畔扫地倒痰盂的小学徒，变成了大学老师，如此巨大的改变让我能不努力工作吗?在课堂上有时候学生也会刁难，可我不在意，我懂的，就告诉他们;不懂的，去请教别的老师，再回来教他们，就这么做了两年助教。后来学校鉴于我的表现不错，安排我去中文系和教育系上公共俄语课。我每次都是尽最大的努力，认真备课，认真教课。同学们也跟我处得好，打成一片。

1954年的一天，我在教育系上课，教学秘书老师跟我说“你做些准备”，原来是孟宪承校长来听我课了。孟校长，那可是中国名望很高的老教育学家!孟校长跟我说：“你不要急，不要慌，就当我没来。”学生也配合，两节课很快就结束了。校长还鼓励我说：“很好，继续努力，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我听了心里暖烘烘的。孟宪承校长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贵人，没有他我就不会成为国家公派留苏的留学生。

 

命运垂青：成为索科洛夫的学生

 

1954年，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文科青年教师代表，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进行政治学习和俄语培训。那时候俄专的很多同学刚开始学习俄语，教师不够用，就让我当辅导员。我辅导的是54-55届的25班，这个班的很多同学都是学艺术的，从事音乐、绘画等，曹鹏、朱践耳、罗工柳等当时都在这个班。

朱逸森留苏时在红场留影

 

我去苏联也是一波三折，政审的时候差点没通过。36班的张大可(他是我们书记，后来做了驻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大使)告诉我，因为我堂兄在航运公司做茶房，炮声响了，那条船去了台湾。最后多亏学校领导同意，我才得以留苏。

我们这批去的学生，本来是按研究生派的。不过张大可提出：“我们去做研究生，合适吗?研究什么呢?不如先做大学生，把大学的课学完，再搞研究。”大家都同意，就给大使馆打报告，再转给教育部，在跟莫斯科大学联系后获得了批准。

朱逸森留学时登上《真理报》的剪报

 

到了莫斯科大学，我选的是语文系俄罗斯文学史专业。我去教研室报到时，系主任问我：“你要研究哪位作家?”我说：“想学习契诃夫。”他又问：“你读过契诃夫的什么作品?”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读过很多，就晓得《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其他的没读过。”他再问：“其他作家呢?”我也只能说：“其他的也没读过什么。”

一开始给我指定的导师是弗赫特教授，是个德国人，苏联科学院研究契诃夫的专家。可他太忙了，很少能见到。后来教研室主任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索科洛夫教授跟我说：“逸森啊，你就跟着我吧。”就这样我就成了索科洛夫教授的研究生，他是莫斯科大学俄语语言学系主任，俄罗斯文学教研室主任，著名的苏联语言学家。索科洛夫是我人生的第三个贵人。他对我特别好，循循善诱，耐心得很。我写专题报告，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还跟我说：“你写得很好，就是字能不能稍微大一点?我眼睛不方便。”我听了特别感动，后来写字都特意写大些。

在索科洛夫的指导下，我在苏联科学院的《文学问题》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契诃夫在中国》。后来写副博士论文，索科洛夫也认认真真帮我修改，不断扩充内容。答辩的时候，教研室所有教师集体送了我一本《Русский музей》(俄罗斯博物馆)纪念画册。就连我论文的打字费用，都是教研室出钱支付的。这份情，我一辈子记着。

研究生时期，不仅要准备论文，还要补大学的课程，包括古俄语、外国文学、俄罗斯文学等课程都要学习，压力非常大。为了不辜负我的导师，我是用尽了全力刻苦学习，甚至一度肺部出现了问题，学校为了帮助我尽快恢复身体，假期安排去克里米亚治病疗养，我住在阿鲁普卡，那是苏联铁路工人们疗养的地方。

1961年，我的研究生论文答辩通过，成为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副博士，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获得俄罗斯语言文学副博士的外籍研究生。当时我刻苦学习的事迹，还被作为典型登上了苏联《真理报》。

在莫斯科大学那几年的大学生活，我跟同学们吃住都在一起，打成一片。我们是55-60年那一届，大部分是苏联同学，还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来的。我跟团小组长、班长一直通信，他们对我都很好，经常帮我。回国后，同学们还让我写回忆录。2006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年级还出了一本书，班长特意寄给我。胡孟浩也是我们同班同学，后来他做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院长。

2020年，我意外地和当年的苏联同学取得了联系。有一位在莫斯科大学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他的导师是我当年留学时的同学、共青团小组长，所以辗转联系上了我。视频通话的时候，老同学给我看我当年老师们的照片，我当时就泣不成声。我想念他们啊!那些帮助过我的老师，都已经不在了……

 

聆听教诲：激励了一代人的演讲

 

1957年11月，毛主席访问苏联，我正好在莫大。当时先安排了陆定一同志给留学生作报告。陆定一是无锡人，普通话不太标准，想找苏锡一带的同学做记录，我祖籍是无锡，所以被选为在现场做记录，还有一位是来自无锡的女生陈一勤。陆定一的讲话还没全部结束，突然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来看看大家。我和陈一勤一下子就紧张了，因为我们怕听不懂湖南话，可换人已经来不及了。当毛主席是从舞台另一边的入口进来的时候，全场气氛顿时一片欢腾!

记录员的位置在主席台右侧，当毛主席走进来看到我们时，便径直过来要和我们握手，面对这意外的惊喜，我们都激动不已，我当时可能太激动了，紧紧握着主席的手一直不放。此时的莫斯科大学礼堂欢呼声已是山呼海啸般响起。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和那份激动依然让人心潮澎湃。

因为毛主席说的是湖南话，有些内容不能完全听懂，讲话结束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当场就找了几位湖南的同学留下来，帮着我们俩回忆毛主席讲话的内容，最后全部重新整理好。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上报上去，经中央审稿润色后，就把这一篇收录进了《毛泽东选集》。你们今天去看《毛选》，那一篇就是我和同学们一起记录下来的。

那天我很晚才回到宿舍，门口地板上放着好几张纸条——是我的一个亚美尼亚同学写的，他是学中文的。纸条上写着：“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不到你!我见到伟大的毛泽东了!”可他不知道我不仅见到了，还和毛主席握手了。

 

朱逸森教授部分译著（包含合译）

 

追求纯粹：用一生来研究契诃夫

 

从苏联毕业回国后，我可以选择去中宣部、作家协会、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当时华东师大教务长刘佛年(“文革”后任校长)正在北京编《教育学》一书，听说我回国了，来问我想到哪里工作，我说我要回华东师大当老师，是学校培养了我，没有华东师大，我不可能成为一名留苏生。

回到华东师大感觉学校变化非常大，出去之前只有校门边的文史楼，河西的数学馆、化学馆、生物馆、地理馆等都是没有的。另外，学校的教师队伍也变得非常强大，主要力量是青年教师，都是在解放之后培养起来的。

上世纪60年代初，大批青年教师走上教学岗位，课程设置也不同了。我承担了俄罗斯文学史以及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两门课程。我是1995年退休的，那时我65岁。当时还教着俄语的实践课，实践课就是教学生们听说读写，要全面掌握所学的外语。实践课在学校里是重头，有些老师不是很愿意教，比较辛苦，我就承担了这个任务。退休之后，我还继续教了一段时间。

我这一辈子，主要研究的是契诃夫。契诃夫是一位杰出作家，我热爱契诃夫，因为他写平民的生活、为平民说话，他是一位平民的作家。

做过学徒的我感触很深，生活的根本还是劳动。契诃夫不写大作品，但他触及的面很多，他写的是农民的痛苦，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很难实现;写工厂的工人愚昧无知，写工厂的烟囱就像魔鬼的眼睛，这的确有其独特的观察角度。有些人认为他后期的作品不如前期的作品，但我认为契诃夫后期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对沙皇的认识更加深入了。他通过笔下几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描绘出俄罗斯社会的不公平。“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他能通过形象说出这样的话是很不容易的，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这样的作家寥寥无几。列宁讲过，革命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革命就是在广大民众都感觉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才会发生的。契诃夫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俄国十月革命前社会民众的情绪，这是一种社会情绪。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但是契诃夫对我也有影响。契诃夫的作品与我的某些经历相似。比如在做学徒的时候，有一年冬天天气突然变冷，老板娘让我把厚被子送到圣约翰大学她儿子那里。但我住的地方离圣约翰大学非常远，我当时个子矮小，拿着被子走远路很辛苦。契诃夫同情小万卡，同情普通人，我很感动。不像有些人高高在上、麻木不仁，不理解和歧视普通民众。前些年有一位外语系的青年教师给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他正在读我写的第三本书。他说：“朱老师，你做学问虽然研究的是过去的外国作家，但写出来的是现在的你的思想。”我感觉说得很对。

除了契诃夫，我还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年多前，我和我老伴一起译出了他的两卷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同志让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然后挑出里面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把不该选的选进去了，把该选的漏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俄语版有五卷，我每封都读，读了之后把感觉有意义的选出来，编了一个目录给社科院，通过了就开始翻译。那时我还在教俄语实践课，每周六节课，时间比较紧，于是和我老伴一起翻译。后来出版了两卷，非常厚。大部分是我老伴翻译的，我只翻译了一部分，所以她的名字在前面。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契诃夫也有关系。在我写的这本《契诃夫》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沙皇献媚，契诃夫也曾有机会靠拢贵族，但是他没有那样做。所以学术研究是相通的，我们不能光说契诃夫如何如何伟大，而要如实反映契诃夫的真实思想。研究要保持科学的态度，不能道听途说，不能有偏见。很多人都很看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评价很高，但很多都言过其实，通过这两卷书信集，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学术研究不应该带有感情色彩，要公正客观。

 

坚守初心：用烛火点亮一缕星光

 

作为一名教师，一定不要有架子，要和年轻人一起教学相长。自己讲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学生有补充的，自己要学习，同学们在课堂上的发言很多对我有好处。教学相长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去主动学习。

当年，我们外语系有一个老主任，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他认为教外语的人什么课都应该用外语讲授。如果实践课上用外语授课，而语法课和文学课用汉语讲课，这样教学生是学不好外语的。所有专业课都应该用外语讲课，讲名词第一格是什么，结尾是什么都用俄语讲和用俄语学，这样实践课学到的就不会忘记了。文学史也要这样讲，全部课程都要用外语讲。我们觉得他说得很对，上课应该完全用外语讲课。所以，我每堂课都用俄语讲，讲稿提纲都是俄文的，不过很可惜，手稿都丢失了。但我们退休后，现在的老师就不这样教了，这样其实对学生并不好。

朱逸森和学生们合影

 

华东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的时候，到学校里参加校庆活动的64届同学都到我们家来了，大约有17个。我们的师生关系都非常好。我当时经常到学生寝室去，有一段时间还和学生住在一起，学生可以随时向我请教问题。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我永生不能忘怀的是，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接见我们这群青年学生，我亲耳聆听到毛主席讲的这句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永远记着这句话和这个时期。这句话鼓舞着我在莫斯科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我不能辜负人民和祖国的希望。

我希望青年学生珍视自己的青年时期，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跟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自己有光辉的前途，同时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聪明才智。

 

手记 | 我与朱逸森老师二三事

班婕

第一次见朱逸森老师，记得是学院要整理他的科研资料，我与朱老师电话联系好后就直接去了他在师大三村的家里。朱老师的大名早已久仰，去到他家里感觉诚惶诚恐。但实际上跟我想的完全不同，朱老师和他的老伴郑老师，为人都很随和，而且非常热情。虽然在他们面前我算是小辈，徒孙辈，但他们对我问寒问暖，一进门就给我端茶，还拿水果，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毕竟他们都年事已高。

后来机缘巧合，我在做专业教师的同时，又兼职做学生辅导员工作;而朱老师也参加了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一些。有时会请朱老师和关工委的其他退休老师到学院来给同学们上党课，讲讲他们当年的求学经历。有时系里搞课外活动，需要俄罗斯的茶炊，我会带着同学一起去朱老师家借用他家的俄式茶炊。每次朱老师都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做好各种准备，跟我们平时心里的大学者，完全不一样，反而就像是我们自己家的爷爷，所以我们跟学生在背后都喊朱老师为“朱爷爷”，亲切感倍增。

对于我个人的业务和科研工作，朱老师也非常关心，每次见面都要询问很久，而且还会针对我提出的一些想法，提出他个人的意见建议。最让我感动的是，他还把以前在我们系担任过外教的俄罗斯彼尔姆大学语文系系主任鲍里斯·康达科夫教授介绍给我，在他来上海访问期间，千里迢迢地带来了好多我需要的俄文资料，当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两位前辈。另外，朱老师和郑老师平时喜欢读书读报，他们还把报纸上与我研究相关的内容剪下来，找机会送给我。

再后来朱老师和郑老师住到养老院，我陪当时学院书记闫露老师一起去看望过他们。接着疫情期间，到养老院探望他们有点麻烦，所以当中只是通过几次电话问候一下。今年2月份朱老师去世，我都没有第一时间收到郑老师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郑老师不想给学院添麻烦，事后才通知到学校。唉，与朱老师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真真不应该。

我在与朱老师接触的点点滴滴中深刻体会到，他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值得我穷尽一生去学习。最后我想说的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斯人已去，吾辈必将深切怀念，并继续传承老一辈俄语人的优秀品质，还有师德师风。

注：文中部分资料来源于《传承：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科建设回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中《从学徒到教授——朱逸森教授访谈录》一文(作者朱红艳)。

(作者：班婕：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师;刘纲：我会留苏分会副会长;段薇薇：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